第五，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文化制度问题。党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文化制度，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文化，提高全国人民的文化水平。天津解放后，面临着如何改造半封建半殖民地旧文化，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问题。刘少奇在调查研究天津文化教育方面工作时，感到接管干部对贯彻新民主主义文化认识不清，在一些具体问题处理上还把握不准。如接管时把私人办的报刊一律停办，造成人家说我们限制言论。针对出现的问题，刘少奇指出：“对书报、戏曲、电影的审查尺度要放宽，防止过急过‘左’”。 刘少奇认为，可以对旧文艺进行改造，凡不属于有反动背景的文化形式我们都可以利用和改造，起到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作用。他说，清除半殖民地半封建腐朽文化是我们的任务，但应当允许有利于我们的私人报刊出版和其他文艺形式的存在。关于学校教育问题，刘少奇主张要允许私人办学校，这样可以解决政府财力不足问题。针对有人提出“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口号，刘少奇指出：“要注意，学校也是国家机构的一部分，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刘少奇说，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是不怕自由讨论和辩论的，如果当成学术研究去搞，是完全可以的。包括对于共产党的方针政策都可以研究。 刘少奇要求接管干部要学会做知识分子工作，要主动接近他们。不能放松对于文化教育事业的领导。刘少奇的这些见解，对于指导党员干部实践新民主主义社会文化制度，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工作，管理好城市意识形态，产生了积极影响。

刘少奇的天津之行和“天津讲话”，贯穿了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探讨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践与认识问题。不仅对于指导刚刚解放的天津实践新民主主义理论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刘少奇还对于一些重要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如关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问题；“和平过渡”及“和平赎买”问题等等。这些对于提高天津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统一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认识，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三、“天津讲话”的深刻意义在于纠“左”

关于刘少奇“天津讲话”的是与非，在党的历史上曾经引发过争论。刘少奇认为他的“天津讲话”没有原则上的错误，但有些话不够妥当。这与毛泽东对“天津讲话”的态度是吻合的。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总体是肯定的，认为讲得好，只是提出“剥削越多越好”的话不一定这么讲。这是毛泽东1949年听薄一波汇报刘少奇“天津讲话”内容时所表示的态度。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针对高岗攻击刘少奇所散布的流言蜚语，针对刘少奇顾全大局所作的自我批评，邓小平发言说：“少奇同志在自我批评里讲到的对资产阶级的问题，和与我听到的那些流言不同。对资产阶级问题，虽然我没有见到1949年初少奇同志在天津讲话的原文，但是据我所听到的，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虽然在讲话当中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好作用的。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呢？那时天下还没有定，半个中国还未解放。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当时又确实已经发生了‘左’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来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 邓小平的这番话是公道的，讲出了刘少奇“天津讲话”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