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中英谈判严峻复杂。在谈判台之外，英国人打“民意牌”，还打“经济牌”，有意地在社会上制造恐慌。

记：中英谈判与中葡谈判截然不同，前者似乎历经艰难险阻，后者除了在关于澳门回归时间有一点争议，基本上较为平静。

周：是的，英国老谋深算，步步为营；葡萄牙则随意多了。具体对手也是如此。

记：特别是彭定康，你们斗争得很激烈。每天从电视上，都见到您和他都说些针锋相对的话。

周：他因为之前在本国政坛失意了，来香港要积累政治资本。中英在谈判过程中风云变幻，到第17轮谈判就完全破裂了。本来，立法会可以坐上直通车，一直到回归之后，但结果形势逼得我方另起炉灶，建立了临时立法会。

记：那您与彭定康个人如何相处？

周：到后期，我与他已经无话可谈。除了在国庆酒会上，我们按礼仪碰杯外，完全不会有来往。那段时间，已经在野的撒切尔夫人访港，我们像老朋友一样吃饭饮酒，但我避谈政事。其实我心里明白，她是想替彭进行游说。当时的港英政府也有人想宴请我和彭，以创造机会让我们聊聊，但我一口回绝说：“不必了。”

记：你们有一次在香港大屿山碰过面吧？

周：那是1993年香港大屿山天坛大佛开光典礼活动，有赵朴初先生出席，我与彭在那里相遇了。之前，彭定康先对在场记者肆意攻击中国政府，并为他所推行的“三违反”政改方案进行诡辩。他伸出手来表示“友好”，我却没领彭定康的情，以佛家的双手合十来代替握手。他只得收回手去，同样双手合十。当记者要我对彭定康的讲话作出评论时，我临场发挥地说：“谁搞‘三违反’定会‘苦海无边’，罪过罪过；谁搞‘三符合’自是‘功德无量’，善哉善哉。”

记：您这一辈子，去过许多国家。最喜欢的是哪里？

周：我一生几乎有一半时间在国外及香港，算算大概超过30多年。我最享受是在意大利和希腊的日子，既有美丽的风景又有古老的文明。

记：那您还想去哪里？

周：我现在年龄大了，别的地方不想去了，只是想去宝岛台湾看看。如果可以成行的话，首选地点就是台北故宫，可以搬把小凳仔细看上个两三天(他家墙上，挂着南宋书法家宋琚的条幅和一幅明代文征明的绘画。这是台北故宫的复制品，是他女儿去台湾开学术研讨会时买回来的)。(记者朱正红 林亚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