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岁的退休教授许挺,带着92岁的老父到全国各地宣讲孝道。这是一个令人感动的景象。

如果认为这位教授先生的行为是“作秀”、“为出名”,或许是一种世俗化误解。许先生并非养生大师张悟本也并非李道长,他不会从这样云游式的宣教活动中获得任何好处。相反,如果我们将他的行为纯粹理想化理解的话,他是不是有一点周游列国的孔夫子的影子?他们都背负理想,为了宣传自己的理论到处云游,愿意为此承受颠簸流离和世人误解的痛苦。去年胡玫导演的电影《孔子》播出时,不少观众都为那位在局促的流亡生涯中仍然到处宣扬“仁政”的孔子感动不已。可见,人人都可能被超越世俗的理想者所感动。

许先生并非孔子,但他的行为在潜意识中同样具有苦行僧传教的特点,因为行为太过激进而引起大众传媒的注意。事实上,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大量个人理念的执着传播者。个人思想的宣扬和官方思想、学院思想的宣扬没什么本质不同,都是理念主义者们试图以各自的思想去影响人们、影响社会。同样,一个宣扬孝道和诚信的儒家传教士和一位宣扬西方理论的自由主义者或者保守主义者也没有什么不同。中国民间永远不缺乏充满激情的“传教士”,他们可能不一定是专业的思想研究者,但却可能在自己的辐射范围内最大限度影响周围的人。去年,重庆曾经上演一出“洗脚秀”,一位校长目睹其学生中的种种不孝行为,深感痛心,决定公开为自己的老母亲洗脚,以让自己的学生学会“感恩”自己的父母。无论是许先生还是那位校长,他们都是儒家思想的现实实践者,他们作出这种行为基本上都是因为对身边充斥着的“不孝行为”的不满。对于困惑的他们来说,需要寻找一种解决问题的出口,而具有深厚民间土壤的儒家思想是最容易被“拿来”也最具有现实说服效果的。

与孝道“传教士”对应的,是中国思想界近年的新儒家思想和文化保守主义潮流的崛起。如果说前者是民间人士对于解决现实困境的无意识选择,那么后者则是知识分子给当今中国道德滑坡、文化断裂、法治不彰等社会问题的一个解答。新儒家和文化保守主义者试图重新回归到传统中国的盛世模式,国情和传统是他们的主要论据。如果我们回望20世纪初期传统与现代的中西论战,会发现类似的问题已经在先哲那里有了答案。以忠孝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或许能够唤起我们对传统秩序的回忆,但现代社会的某些制度缺失仍然是当下中国系列问题的主要原因,新的社会伦理建设难道一定要找回老药方吗?如果颠倒次序,把制度缺失、法治不彰引发的社会问题归咎于“不讲忠孝仁爱”,恐怕就如同这位大讲“孝道”的许先生一样,未免让人觉得有些迂腐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