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加快，民族产业持续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受到来自各方的挑战，产业安全问题愈加凸显。为了探求维护我国产业安全的策略，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来自农业、金融业和国际经贸领域的专家学者聚首对外经贸大学主办的“2011中国经济安全论坛”，共同探讨金融风险与产业安全、外资流入与产业安全、粮食安全等方面的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

全球已进入粮食市场动荡多变和高粮价时代

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已经连续七年增产，今年很可能实现“八连增”。虽然，我国粮食实现了“七连增”，粮食总产量达到10916亿斤。但是，与能源安全和金融安全相比，中国的粮食安全仍然最脆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虽然目前我国粮食供求基本平衡，但是这种平衡非常脆弱。保障粮食安全的资源条件非常贫乏；第二，这种平衡是强制 性 的 平 衡 。 种粮 成 本 越 来越高，比较收益不高，对地方财政收入几乎没有任何好处。要保障粮食安全必须有中央和各级政府强力的干预，否则这种平衡马上就会被打破；第三，这种平衡非常紧张。虽然现在小麦供求总量基本平衡，但是稻谷和玉米供求日趋偏紧。

四方面因素制约了我国的粮食安全。一是地，二是水，三是种子，四是钱。我国有18.26亿亩耕地，但是粮食播种面积不到16亿亩，人增地减的趋势难以遏制。而且我国耕地的质量也存在严重问题。

水资源的制约。经过几十年的治理，虽然大江大河和大型灌区的治理和建设取得了成就，但是对农村的沟、渠和塘的投入太少。过去主要靠农民，现在农民也没有积极性投，这几年严重的旱涝灾害，与水利投入严重不足有关。省、县财政投入有限，中央财政水利投入也是杯水车薪。而且资金投入渠道非常分散，难以整合。

种子问题，我国的作物种类小、散、弱，八、九千家种子公司绝大部分没有独立研发能力，我国最大的10家公司的市场份额只占到13%。美国孟山都、杜邦先锋两家公司占有美国60%的种子市场，现在他们对中国市场垂涎三尺，而且已经进来了。

粮食安全最大的挑战是种粮成本快速增长，农民种粮的比较效益不高。过去农民种粮不算劳动力成本是因为农村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中国正在告别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劳动力廉价的时代也已经一去不复返。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正在推动粮价整体性的上涨。在人多地少的国家大幅度提高粮食的劳动生产率，扩大粮食的生产规模很不容易。这种情况下，成本提高必然推动价格上涨。如果没有大量补贴的话必然会出现粮食供应的短缺。

中国要实现粮食的基本自给必须立足国内。我国每年粮食消费量占到全世界粮食消费量的五分之一以上，占到世界粮食贸易量的两倍左右。但是，世界粮食市场的供给能力毕竟有限，目前中国粮食进口量占全球粮食进口四分之一以上，进口过多国际市场难以完全满足需要。我国已进入粮食资源较高地依赖市场的阶段，其中食用油自给率不到50%，棉花自给率不到60%。

全球已进入粮食市场动荡多变和高粮价的时代。从全球粮食生产与消费角度来看，供求偏紧的态势在近期和中期难以改变。2008年以来全球发生了严重的粮食危机，粮价大幅上涨。现在全球的贫困人口是70年代以来最多的，主要原因就是穷人承受不起高粮价。我国政府的目标是保证人民既要吃饱更要吃好。所以，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的基本自给，即保持自给率在90%左右。要保证百姓吃好吃饱就要统筹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要拓展农业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保证粮食安全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下工夫。第一，完善对粮食生产和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制度。这些年中央财政对农村的投入已接近一万亿元，但是公共财政的雨露还没有滋润到全体农民，所以需要继续加大对农村的投入。第二，针对种粮比较效益低的问题，国家需要大幅增加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加强建立健全利益补偿机制。第三，要让农民种自己的地，稳定家庭承包经营的主体地位。当前农民在城里还没有扎下根，中国的城市化率还不足50%，盲目地推动公司化和农场化经营无异于一场灾难，中国的农业现代化不能美国化、更不能拉美化，必须要保证家庭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主体经营地位。目前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一些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方式。但是现阶段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要防止工商企业长时间大面积兼并农民的土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刘亚：

我国需增强国际金融市场定价权

金融安全是经济安全的一个子概念，包括三个维度。第一，金融稳定；第二，金融主权；第三，金融自主性。

决定金融稳定的因素包括四方面。微观层面是金融风险，宏观层面是金融危机，国际角度是国外游资的冲击，第四方面是金融创新。其中，金融创新是把双刃剑。它是金融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同时也冲破了现有的金融监管制度。当新的制度尚未建立，监管处于空白期的时候，这种创新往往会带来巨大的负面作用。

从金融主权和金融自主性方面考虑，需要关注外资金融机构和国外投资者进入一个国家后在这个国家金融市场上的份额以及所带来的影响。一旦外资金融机构和国外投资者主导或者支配了某国的金融业，那么接下来将影响这个国家的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甚至金融自主性。这次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从希腊的角度看，它的金融不安全主要来自于在市场上它的主权债务大量被国外的投资者购买，因此这个时候它在制度上和市场上已经身不由己。

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必须从国际的视角来看待金融安全问题。从微观的金融风险层面来看。对金融风险的控制力是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如果对金融风险控制不好，金融机构丧失支付能力，进而导致银行危机，银行危机则会带来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在宏观层面上，金融危机和金融主权旁落将危及一个国家的金融安全。从金融主权的角度来看，中国长期实行“引进来”的对外开放战略，外资金融机构大量进入中国，外资金融机构和海外投资者在中国金融市场上的份额和影响力正在日益增加，值得我国关注。

在国际层面上，现在非常重要的是在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金融市场的话语权和定价权问题。在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全球性国际金融机构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两个机构中的话语权如何体现一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地位。金融危机以后，我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迅速上升，话语权和影响力日益提高，朱民博士担任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林毅夫教授担任了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第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我国需注意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人民币相关产品，特别是衍生品的定价权是否掌握在中国自己手里。美国和新加坡等国家已经抢先推出了人民币境外的衍生品，而到现在为止中国在这些市场上还没有在定价权上产生影响。

中国该如何维护金融安全。首先，要搞清楚哪些因素影响到我国金融稳定，金融主权和金融的自主性。

现在我国银行业正在致力于建设针对系统性风险和金融危机宏观审慎的监管体系，目前主要的问题是一行三会机构上的划分。如何在一行三会之间形成合力，共同构建好中国体制下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以此来抵御系统性风险和金融危机的冲击是当务之急。

汇率制度和外汇管理制度的建设更多的是针对人民币国际化以后，我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如何避免受到更多的外部冲击和国外热钱的流入。同时，我们要注意协调好各种制度之间的衔接和配合，在金融开放过程中要注意搭配好“引进来”和“走出去”两者的关系，在博弈当中我们要通过开放来形成“走出去”，更好地保护“引进来”。目前国际上金融的开放都是相互的，在博弈中形成对等的平衡点。

最后，我国还需进一步增强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定价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