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立志

文化的悠久，作为一种资源，固然有其得天独厚的炫耀与自豪之便，但也会因其历史因袭的沉重而令人沮丧。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针对我国传统文化，明确提出了“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统一”的方针。我对《决定》作过统计，长达17000多字的文献，“创新”一词出现了36次，“传承”一词出现了8次（“继承”出现了1次）。从纯粹统计学的角度看问题，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似乎《决定》更加注重创新而非传承，其实，“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是作为《决定》第五章的一个专节阐述的，而“创新”一词则分布于全文，其指向则是各种各样。

“传承”好像是近几年的新词，在同一意义上，过去通常使用“继承”一词。“传承”者，传递、传接、薪火相传之谓也；继承、承受、一脉相承之谓也。传承与创新，似乎也属于辩证统一。费孝通先生对这一关系曾经作过精辟的论述：“创造不能没有传统，没有传统就没有了生命的基础。传统也不能没有创造，因为传统失去了创造是要死的，只有不断地创造才能赋予传统的生命。”传统文化为什么不能只有传承而应创新呢？传统文化并不都是“维生素”与“蛋白质”，也必然有着“病毒”与“细菌”。正因“五千年”历史长河的过于悠远与古旧，自然少不了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文化如何传承，自然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然而，确定一条原则是容易的，难的是如何操作。何为“糟粕”，何为“精华”？以什么为标准？谁是标准的制定者？如何鉴定某一标准的客观性或科学性？即使对于《红楼梦》这样一部古典小说，尚且“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何况“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