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全书也多为对话体。墨子认为言论应制定准则即“言必立仪”。墨子为言论订了三条原则：“有本原的，有推究的，有实践的。”（《非命》）如何考察本原？要向上本原于古代圣王事迹。如何推究呢？要向下考察百姓的日常事实。如何实践呢？要把它用作刑法政令，从中看看国家百姓人民的利益。墨子为言论所订的本、原、用三条原则，是轴心时代文明对话、百家争鸣的重要原则。

轴心时代古希腊两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是文明对话的高手。

苏格拉底独创了自己的对话问答法，他通过表面重复、“诱敌深入”的办法把对方一步一步地“引诱”到自己设下的“辩证法陷阱”，从悖论中获得新见。苏格拉底极其娴熟地运用对话思维方法来展开他的思想。他几乎天天与人对话。在生命最后一天喝下毒药后还在进行漫长的对话，讨论正义与灵魂不朽等问题（参看《柏拉图全集》中《斐多篇》，斐多是苏格拉底忠诚的学生）。通过对话，激发思考，探求真理。“苏格拉底式对话”既是哲学思辨的同义词，也是西方哲学史命题。

柏拉图完全继承了苏格拉底的对话思维方法，前后共著对话二十五篇，除最晚出的《法律篇》外，其余二十四篇都是以苏格拉底为主要对话者。苏格拉底像孔子一样，一生述而不作，没有留下一个字的著作，他的对话及其思想，经由柏拉图的记述，成为人类哲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宝贵遗产。

无论从孔子、墨子到孟子、荀子，还是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再到亚里士多德，可以明显看到哲学思想在表达形式上变化：由相对自由的对话体逐渐转向比较严谨的论述体。不过，即使是思想家、学者“述而有作”，对话也没有退出思想学术领域。比如先秦诸子著作的经传关系，既是一种学生对老师学说的解释，同时也是学生与老师的对话。从这个意义上讲，对话永远是哲学思辨不可或缺的思维方式和表达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