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作了彻底否定。

毛泽东晚年曾经说过：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就是发动“文革”。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81-1782页）这段话反映了毛泽东晚年对于“文革”的矛盾心情：一方面，他已经看到了“文革”的某些错误和危害；另一方面，他十分担忧和看重党内否定“文革”的思想倾向。毛泽东曾提议让邓小平主持写一个肯定“文革”的决议，可是邓小平回答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132页）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让邓小平主持写肯定“文革”的决议？邓小平为何委婉地拒绝了毛泽东的提议？

“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

1975年初，毛泽东不顾“四人帮”的反对，坚持把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重新推上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岗位来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并支持邓小平领导开展全面整顿，其用意在于尽可能挽回“文革”造成的损失，恢复国民经济和国家政权的正常运转。

应该说，邓小平对于“文革”错误的认识，是随着全面整顿的不断深入逐渐深化的。邓小平领导整顿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提出的“三项指示”（即：反修防修、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其中“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两条,都是与“文革”相悖的。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武器，从问题最为严重的铁路运输部门入手，开始发动大刀阔斧的整顿，然后层层深入，渐次扩展到钢铁工业、军队、科学技术、文艺、国防科技、农业、教育等许多领域，最后进入最核心的党的整顿。全面整顿中所暴露的问题，使人们逐渐看清了“文革”的错误和造成的危害，整顿的措施和取得的成绩让人们看到了纠正错误、正确发展的希望和方向。因此，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到后来发展成为一场有组织有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全面纠正“文革”错误的大动作。正如他后来所说：“其实，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3页）

毛泽东支持邓小平开展整顿工作，局部纠正“文革”的错误，但不能容忍邓小平全面否定“文革”。所以，在1975年下半年当全面整顿“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的趋势逐渐显现的时候，他对邓小平的不满加剧了。这时，毛远新利用其特殊身份多次向毛泽东吹风：“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历史转折的前奏》，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564页）他特别提出：“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并说这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同上，第564页）毛远新的这些话深深触动了毛泽东。经过慎重思考，毛泽东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指示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文革”问题，帮助邓小平提高认识，并要求由邓小平主持做一个肯定“文革”的决议。1975年11月20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开会。毛远新传达说：“毛泽东希望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统一认识，提出由邓小平主持做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9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