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妙地是，135师失灵的电台突然又接通了。收到电报的四野司令部也大吃一惊，既担心135师会被包了“饺子”，又认为是个难得的战机，马上命令部队三路并进，迅速增援135师。

转机在9日出现了。在增援部队的策应下，135师各团开始组织反击。

“我和政委、副团长带营以上干部去看地形。刚到半山腰，就见对面山路上全是敌人。”韦统泰回忆，20倍望远镜里，敌人穿着清一色大裤衩子，都是美式武器。

“我马上决定要打掉它。”韦统泰说。

韦统泰并不知道，他看到的，就是敌第7军军部，他马上要发动的，是一场“斩首”行动。

地形对韦统泰的团并不利，敌人在对面山梁上行进，居高临下。要想冲进敌群，必须淌过一条20多米宽的小河，还有300多米无遮无拦的稻田。

韦统泰做出部署：参谋长张维带3营，副团长韩怀智带2营，自己和政委荆健带1营。全团不留预备队，一口气全放出去。韦统泰对部队说：“所有人，都要以最快的速度冲过那片开阔地，无论倒下多少人，在拼刺刀前都不准停留。”

“你稍微一犹豫，就不可能冲垮敌人。”韦统泰说，“程咬金是三斧子，我们就靠这一斧子。”

一个团的兵力，就这样如猛虎扑羊一样，全体向敌人冲杀过去，任凭敌人火力封锁，不断有人倒下，就是没有人停下。

两军很快滚到了一起，3营运气好，冲进了敌军战斗力最弱的卫生营。韦统泰亲自率领的1营却扎进了敌军战斗力最强的警卫营里。“敌人大都是七八年的老兵，全是冲锋枪，狂傲得很。”韦统泰回忆。

战斗从下午4点左右一直打到天黑。俘虏抓了不少，韦统泰在稻田地里画个圈儿，让俘虏在里面待着。

当一面“猛虎扑羊群”的锦旗送到405团时，韦统泰亲率的一个营兵力加起来不足一个连。

其实，从战役规模上来说，衡宝战役不算是解放战争的重头戏——但，它却标志性地告诉后人，虽然新中国已经成立，牺牲仍在继续……

1949——他们不是军人，却以起义的方式拥抱祖国

就在韦统泰率领405团像猛虎一样扑向第7军军部的时候，他的头顶上，飞过了12架民用客机。

那是刚刚脱离国民党政府，从香港回到人民政权怀抱的“两航”起义北飞机群。

1949年11月9日，隶属于旧中国仅有的两家民用航空公司——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12架民用客机，在中航公司总经理刘敬宜、央航公司总经理陈卓林的带领下，从香港秘密起飞，先后降落在北京和天津。

临时参加起义的机械员甘嘉霖甚至什么东西都没带，只穿了一身单衣下了飞机，前来迎接的我军干部马上找来一身棉衣裤给他穿上。

虽然不是军人，“两航”人员的义举，仍然被称为起义。60年后，“两航”起义的亲历者谈到当年，仍然唏嘘不已。

87岁的陈耀寰回忆，1949年5月，军管会在上海接收中航资产时发现了一封信：“公司留存上海之飞机及各种设备，均应妥善保管，并清点造册，将来移交给新政权。”

写这封信的正是中航总经理刘敬宜。1949年初，两家航空公司按照国民政府的要求搬迁到了香港，并计划迁往台湾。

陈毅、粟裕敏感地捕捉到了“两航”人员渴望回归的强烈愿望，当即向中央递交了《争取两航公司的工作报告》，建议策动“两航”起义。

建议很快被中央采纳，周恩来亲自进行部署。

1949年8月，刘敬宜曾经的学生、我党干部吕明，还有尚留在大陆的央航副总经理查夷平作为特使，秘密潜入香港，开始策反“两航”。

“当时‘两航’飞行人员的收入不菲，机长月薪有2000美金。”定居香港的北飞机长林雨水回忆，但“两航”员工大多根在内地，也有不少是立志“航空报国”的华侨，他们渴望国家繁荣，民族强盛，不愿意去台湾。

经过艰苦细致的接触、谈话，在央航公司总经理陈卓林决心起义后，中航总经理刘敬宜也决心一同起义！

举事前夜，刘敬宜用英文给美方副董事长写了一封信：“‘中航’是一个中国的航空公司，它必须回到中国，在中国恢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