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阶段改革面临深层次问题

面对“十二五”重大战略机遇期和复杂的内外发展环境，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把改革开放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迟福林认为，新阶段的中国改革面临诸多突出的问题，主要存在三大症结。一是结构性改革不到位。过去20年，我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与以投资出口为主导的增长方式相联系的，通过投资和出口，比较好地利用了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但是，当外部环境和国内需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这种增长方式引发的矛盾问题越来越突出。

二是中国改革进入了一个利益全面调整的时期。30多年的改革确实使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与此相联系，利益博弈格局也初步形成，并且有进一步固化的趋势。一些既得利益者既不希望继续改革，又不希望退回到计划经济。在这一背景下，利益受损的是中低收入群体，于是社会矛盾就产生了。

三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特点仍十分突出。当前，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仍然以追求经济总量为主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主要途径，以土地批租和发展重化工业项目为主要特点，以行政干预和行政推动为主要手段，使政府行为带有“增长主义”特点，“增长主义”同财税体制、干部选拔体制相联系，与部门利益、行业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使体制、机制性的问题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因此，迟福林认为，继续贯彻小平南巡讲话精神，以改革的办法来探索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新路，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当前，必须通过深化改革解决发展转型的两大关键性问题。一是将中国巨大的潜在消费能力释放出来，转化为现实的消费行为，从而奠定中国下一个20年较快增长的基础。二是调整利益关系，实现小平同志说的“逐步走向共同富裕”。

他分析说，实现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转型，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更不能陷入“消费主义”甚至“拜金主义”的怪圈。一方面，它关系中国未来20年的发展前景，另一方面，应把它看做是经济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涉及更深层次的矛盾，尤其要改变一些抑制合理消费行为的制度安排。

比如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更大的决心和魄力，难以改变已经形成的投资主导的体制惯性和行为惯性，只有消除深层次的制约改革发展的体制因素，才能使中国下一个20年经济继续保持年均8%左右的增长。

实现邓小平所说的“逐步走向共同富裕”，有几个基本判断极为重要：

一是现在已到了着手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要用10年左右，用制度安排来奠定走向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再用10年左右的时间，通过缓解、缩小贫富差距，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奠定共同富裕的社会基础；

二是必须从改善民生逐步走向富民优先，把发展方式由过去的经济总量导向转向国民收入导向，这是一场理念的深刻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