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日，重庆市五中院开庭审理王天伦等23人涉黑案。王天伦否认了检方对其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行贿罪等8项罪名的指控，并称：“是政府给了我垄断(猪肉)的地位”、“我担负(行使)了政府给我的权利”。(东方早报 12月9日)

如果王天伦说的不是实话，那我建议检察院再给这位气焰嚣张的“猪霸”定上一条“诬赖政府罪”：把政府诬赖成垄断猪肉的后台大老板，人民政府的声誉和形象受到了极大的损坏。

我们更愿意相信王天伦的的抗辩是穷途末日下的信口雌黄，可是事实上却很可能一语成谶。我们可以看到，重庆的打黑风暴“战果”不断扩大，文强等“保护伞”不断被掀开，所有在当地称王称霸的嫌犯被查处后，都发现他们都只不过是“保护伞”下的急先锋罢了，包括王天伦这个“猪霸”。

“猪霸”王天伦的抗辩说成是叫嚣或者比较贴切一点，为什么他一个卖肉的会发展成富甲一方，并且操持当地猪肉市场的肉霸？如果没有保护伞他还能够这么猖獗吗？或者说他能有这样的狗胆吗？猪肉市场事关民生，如果没有人架空法律规章，“猪霸”也就不可能有生长的空间，更不可能成为为害一方的毒瘤。

“猪霸”王天伦敢如此叫嚣，穷途末路，加之日积月累的“匪气”，他自然是“舍得一身剐”。或许在他的眼中，那些“保护伞”早就不在是人民的官员了，而是“大哥”、“大佬”，他们手中的权利是是黑恶势力胡作非为、称霸一方的保证，就是他们的财神爷。如果没有保护伞的保护和惯养，即便是王天伦有杀猪的本事，但是他能有现在敢于“咆哮公堂”的“狗胆”吗？

政府是人民的政府，给王天伦垄断地位的不是人民政府，而是拿着政府权力谋私利的“保护伞”们。而“猪霸”所说的“政府给的权利”更是荒谬，不过政府权力既然被文强之这样的“权霸”所控制，“猪霸”这样的蛮汉匹夫把政府当堂会，将官员当大哥也似乎是在情理之中。

无论是“猪霸”还是“肉霸”、“色霸”，他们之所以到最后都还是那么气焰嚣张、狗胆包天，究其原因都是他们的大哥“权霸”惯出的毛病。不过希望王天伦能够明白，给他们垄断地位和权力的并不是政府给的，而是他们的“大哥”给的，是他们的“保护伞”给的。而要打压住“猪霸”的气焰、吓破他们的狗胆，揪出并扫除“权霸”和保护伞非常低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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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张于1994年的“亮点”，是一个“声名显赫”、路人皆知的色情窝点，因为文强是最大股东，且是其最有力的保护伞，虽然设在与重庆市公安局、重庆市渝中区公安分局隔街相望的楼内，但从来没有出过事。因为生意太好，1999年扩大了业务，搬到了渝中区一号桥捍卫路华一坡的亮点宾馆。2002年5月7日晚9时许，亮点宾馆发生涉枪案件，非但没有揭开文强是“亮点”背后老板和保护伞的内幕，相反成为他指挥破获重大枪案有功的又一项政绩。2007年，“亮点”搬迁，先后在渝中区其他地方开设了“紫宁州”、“颢懿斋”、“阙园轩”等8个类似的场所。虽然这些色情网点随着文强的落马被关闭，但是网帖曝光文强让在押犯人在“亮点”通过做小姐来“劳改”，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2009年11月19日《长江日报》）。

提起文强，人们现在耳熟能详的是他藏在水池里的3800万元钱、价值数千万元的豪华别墅和收藏的文物古董，以及他与被他玩弄过的女明星们的那些事儿。虽然说他为色情场所做保护伞、甚至经营色情场所是重庆人尽皆知的“公开的秘密”，但是之前很少有媒体正式披露。最近的网帖所报确实令人震惊。

身为执法人员却容留组织人员卖淫。卖淫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丑恶现象，我国法律一贯予以禁止。组织他人卖淫比一般的犯罪更具社会危害性，它不仅严重得损害或威胁人们的身心健康，败坏社会风气，而且还危害社会治安管理秩序，引发其他的犯罪。文强作为执法人员，为这些组织者张目已经令人义愤填膺了，如果网帖所述属实，文强还参与经营，这怎能不令人震惊？

身为执法人员却强迫他人卖淫。妇女沦入淫穴已经让人很痛心了，为了挽救她们，国家采取了很多措施，希望她们悬崖勒马，洗手上岸。为此，每年投入了很多的人力和财力。身为执法人员的文强，不仅不挽救沦落风尘的妇女，反而他的色情集团，“到车站、菜场、劳务市场和人才市场等地，打着招工的幌子，专门物色刚从外地到重庆的年轻女子”，骗人入火坑，限制其人身自由。如有不从，即关进黑屋内毒打，直至顺从为止。如果网帖所述属实，这种严重地践踏妇女人身权利，污染社会风气的野蛮、残忍行径，怎能不令人震惊？

身为执法人员却把卖淫人员看作是赚钱工具。骗人、强迫别人卖淫已经让人义愤填膺了，还要求每个小姐每人每天最低上10个钟，每周必须有2天上20个以上钟等，如完不成，轻则处以扎马步45分钟、两脚并拢下蹲200次等体罚，重则用胶皮管打折腿，并处罚款。按每个钟一个客人算，每个小姐每周接客接近100人。为了赚钱，他们甚至用药物控制小姐的经期，强迫小姐在经期卖淫，真是匪夷所思。在没有健康检查制度、卫生防治措施的情况下，小姐的身体健康如何得到保障？他们眼中看到的只有金钱，哪有他人的人格尊严、生命健康？如果网帖所述属实，这种野蛮行径如同禽兽何，怎能不令人震惊？

身为执法人员却让在押犯人做卖淫。在押犯本是要通过监狱的系统改造，净化他们的心灵，使犯人身心健康后在回归社会，造福社会的。如果文强真的如网帖曝光的那样，让在押女犯卖淫改造，在这样的情色场所，通过皮肉交易，犯人的心灵如何净化？文强在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任上时，他是怎么打通管理刑犯的司法、监狱等部门的各个环节的？文强到重庆市任司法局长后，他怎么有这样的本事和这么大的胆子，把监狱里的女囚弄到“亮点”去做小姐呢？这怎能不令人震惊？

打黑风暴扫去了重庆上空的阴霾，重庆人民的心理顾虑逐渐消除，取而代之的是对文强集团恶行的检举揭发，使文强的真正面目逐渐被还原。但是文强在任重庆市公安局任职时仅仅是一个副职，他如何有这么大的能量把重庆搞得乌烟瘴气？他如何在把重庆搞得乌烟瘴气之后还一直高升？他的问题为何一直被举报了十几年却安然无恙？相信网民的这些疑问，将象曝光文强让在押犯人卖淫来“劳改”一样掀起平地惊雷，在有关部门的查证之下，成为反复扫黑成果中的亮点！

我们期待着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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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兵教授提出“黑恶势力存在源于‘分利联盟’”,要“防止或消除黑社会制度与组织蔓延进而坐大的关键,在于不让合法制度的关键性实权人物,特别是作为守护神的公检法机关中的领导与黑恶势力形成畸形的互动怪圈,即务必防止和消除反社会的‘分利联盟’”。 【>>>详细】 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

要谈论黑恶势力就不能离开江湖社会的制度环境。据于阳研究:中国社会自明朝中后期形成了江湖社会,诸多社会现象与江湖社会相关,直到今天中国也没有走出江湖社会的制度环境,可以说江湖社会是解读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的一把金钥匙。江湖社会的特征主要有四个:一是信奉家族主义；二是排斥创新,抱守残缺；三是笑贫不笑娼,培养混世魔王；四是以团伙组织人际关系网络,投拜、应酬。从江湖社会的视角来看,黑恶势力的出现不是稀罕事。从重庆客运黑社会霸主———黎强团伙的产生、发展、壮大的历程来看,重庆黑恶势力正是在江湖社会的环境下成长的。其路线图是:几条地头蛇在经营正当产业或者违法产业过程中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培植私人团伙势力打压同行,造成一定声势和影响力,再逐步与政府中的腐败分子拉上关系成为熟人、朋友。这反映出一个现实问题:熟人好办事,能够破格办事,甚至能够违法办事。这其中当然有“分利联盟”,但分利是经济合作得以持续的手段,并不是黑恶势力存在的根源,其根源是江湖社会的制度环境,人情关系是第一生产力的制度没有改变,社会上“组团发展”的态势没有改变。在不良的制度环境下,经济人在利益面前会采取机会主义手段获取利益,这一点是我们必须承认的。

要治理黑恶势力需要长期的努力。治本之策,在于依靠法治手段逐步消除江湖社会的制度环境,将市场经济的法治瘸腿治好；治标之策,在于主要领导重视,各有关部门联动打击,依靠群众提供信息并进行奖励和提供人身保护,公布处理结果让群众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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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蝴蝶效应，是指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其大意是，一只蝴蝶在热带雨林中轻轻扇动一下翅膀，就可能在遥远的国家引起一场飓风。由此，笔者联想到薄熙来在重庆发动的扫黑风暴，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招用而全盘活，颇有蝴蝶效应的味道。以笔者球探体育比分：，综观薄熙来 重庆扫黑，主要产生了五大蝴蝶效应：

一是整治了贪官。据重庆市市长王鸿举近日在接受媒体集体采访时透露，到目前为止，已有２００多名司法干部因涉黑保护身陷其中，其中有十几个厅级和副厅级干部。如司法局局长文强、公安局副局长彭长健、交管局局长陈洪刚、副区长赵文锐、检察院第一分院副检察长毛建平、经侦总队总队长陈光明、煤矿局副局长王西平、下面的副县长兼公安局局长徐强等等，一个个权倾一时的高官，因为涉黑，纷纷落马。

二是扳倒了市霸。据媒体报道，打黑斗争揪出了大批隐匿在商界和政界的涉黑重量级人物， 如市人大代表、重庆渝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巴南区第二富豪黎强；重庆市江州实业董事长、渝中区人大代表陈明亮；重庆民营摩托车制造的大哥级人物龚刚模、万贯财务公司的陈坤志等。通过打黑，重庆黑社会组织几近全军覆没，黑恶团伙头目几乎无一逃脱漏网，战果累累，百姓称好。

三是确保了平安。据了解，随着“打黑除恶”的强力推进，重庆主城区近 期110报警量下降40%。今年全市命案同比下降8.5%，创近5年同期新低；现行命案破案率达91.4%，高出全国2.95百分点。据公安部通报，上半 年，重庆百名民警立案侦办刑事案件数居全国第三、西部第一。用一位当地记者的话说，现在的重庆，“公交车上连扒手都少了，单身女子走夜路也放心。”

四是助推了发展。据报道，从重庆前8月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打黑除恶不仅没有拉经济发展的后退反而助推了重庆经济的加速增长。1至6月，重庆GDP增长 12.6%；1至7月，增长12.7%，略有加速；1至8月，增长13.1%，呈增速加快之势。重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奇帆推断说，照目前势头，全年 增长14%没问题。而此前重庆对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是12%。重庆两个月前，刚签订了两个大项目，能形成2000亿元的产值，投产后，出口额将比目前全市出口额加起来还要翻番。

五是促进了和谐。一个时期以来，在重庆一定范围内存在“官、商、黑”一体化的问题，贪官、奸商、黑道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坑瀣一 气，弱肉强食，敲诈勒索，欺压良善，欺男霸女，杀人越货，强买强卖，组织卖淫，藏污纳垢，盘根错节，一手遮天，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大的心理恐惧，严重影响到社会治安稳定及正常生活、经济秩序，搞得天怒人怨。薄熙来拍案而起，执着打黑，犹如拨云见日，让老百姓扬眉吐气，挺直了腰板。

由薄熙来发动的重庆打黑风暴，无疑是当下中国最为抢眼的重大事件，让老百姓充满希望和期待。愿其他地方领导也像薄熙来那样，来一次打黑风暴，扶正祛邪、惩恶扬善、扬红抑黑，我们的社会就会更加安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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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太平无事的城市或社会,可能天天在上演着正反双方、黑白两道之两种制度及群体的较量。防止或消除黑社会制度与组织发展蔓延进而坐大的关键,在于不让合法制度的关键性实权人物与黑恶势力形成畸形的互动怪圈,即务必防止和消除反社会的“分利联盟”。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说,“打黑不是我们要主动而为,而是黑恶势力逼得我们没办法。”按理说当地有党和政府,还有强大的公检法机关,黑帮们不会如此猖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黑恶势力坐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不访从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层面进行一些分析。

市场经济的运行制度包括各种具体规则及组织形式,即习惯、习俗、法律、规章、管理方式等,有关禁黑打黑的法律条文自然也在其中。正是由于有了完整的市场经济运行制度,我们的社会才能规范地进行各种各样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活动。但即使如此,也不可能完全彻底地让每一个人的行为都符合制度的规范要求。搞市场经济,人们的想法、做法多种多样,因为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强调人的自由和创新性,在总体上提高人的创造力的同时,也给搞偏门、走黑道提供了方便和土壤。

可以说,在许多的乡村和城市,都存在两套制度与群体的斗争:一套是公开的合法的制度及遵守这一制度的群体,另一套是隐蔽的、非法的黑道制度及其群体。这两者有时很难截然分开,因为黑道制度与群体要生存下去,首先要有其生存的技巧,那就是向合法制度及组织的关键部门或关键人物输送利益,输送方式或明或暗,时隐时现。只要合法制度、合法组织中的关键人物被其拉拢,或被其胁迫,就会不得不充当黑道制度及组织的保护伞；而一旦充当保护伞的实权人物与黑道组织关系长期化、稳定化,两者便会结成事实上的反社会“分利联盟”(指希望通过采取集体行动提高自身福利而不惜损害社会利益的个人所形成的组织或集团),导致社会发展出现合法制度严重失灵的现象,这时黑道组织就会加速发展壮大。

正如报道所言,在重庆,“有些组织一开始并不是黑社会,只是与官员有某种关系,如亲属、同事、朋友、战友、老乡、邻居,并利用这样一个靠山,不断发展,后来才形成黑社会。有的官员,则靠着黑社会的钱往上爬,比如买官。随着他的升迁,周围聚集的集团,利益越来越多,他自然也就成为这个利益体的保护伞。而过去的团伙,随着他升迁,发展越来越大,也逐渐形成了黑社会”。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知道,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太平无事的城市或社会,可能天天在上演着正反双方、黑白两道之两种制度及群体的较量。一个地方黑道一旦猖獗,说明隐蔽的非法制度已经具有了向公开的合法制度挑战的能力。这时,后者很难消除前者,因为在合法制度及其群体的内部,已经有了一批代理者,大事小情不断向黑道群体通风报信。而且,一旦合法制度的部门和群体知道黑道制度及群体形成了气候,他们一般可能就只求自保,不愿对黑社会现象采取公开的斗争态度。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以下三点,一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合法制度虽然具有合法性,但以黑社会为代表的非法制度也将相伴而生；二是与非法制度及群体相比,虽然合法制度及群体处于绝对压倒地位,但其组织中的实权人物常常被拉拢腐蚀；三是一旦出现了被拉拢和腐蚀,如果不能及时发现和制止,就很容易在合法制度与非法制度之间出现反社会的“分利联盟”,必然会出现少数正式组织的实权人物与黑社会组织相互支持、相互保护、相互利用的现象,这时,黑恶势力就会走向猖獗。

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防止或消除黑社会制度与组织发展蔓延进而坐大的关键,在于不让合法制度的关键性实权人物,特别是作为守护神的公检法机关中的领导与黑恶势力形成畸形的互动怪圈,即务必防止和消除反社会的“分利联盟”。(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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