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2届奥斯卡奖颁奖典礼已经在柯达剧院落下帷幕,可围绕本届奥斯卡奖最佳影片《拆弹部队》的争议却并未结束。许多影迷对这部北美票房仅1470万 美元的小制作电影能够战胜全球票房高达25亿美元的《阿凡达》感到不可思议。一些评论称《拆弹部队》是 用“人性”赢得奥斯卡,著名导演陆川也让为《拆弹部队》获得奥斯卡奖是人性的胜利。

可在我看来,《拆弹部队》反映的不是人性,而且处处透着冷血。这样一部视角狭隘的电影获得最佳影片,本身就是奥斯卡的失败。

奥斯卡奖之所以能够获得世界级的影响力,与获奖影片较高的艺术价值、商业价值和演员水平分不开,同时也与获奖影片所反映的思想性分不开。纵观历届奥斯卡奖最佳影片,不管是反映黑暗社会现实的《老无所依》、《辛德勒名单》、《教父》,还是充满阳光的《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阿甘正传》,这些影片在带给人们艺术享受的同时,也能引发观众思考,有的为观众提供价值尺度,有的则不作评判,让观众自己进行价值判断。

那么,《拆弹部队》带给观众的是什么呢?它让观众看到了伊拉克战争的残酷,看到了美国大兵的英勇善战,看到了美国大兵充满人性的一面,但问题是,这部影片的拍摄完全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拯救者的视角,不管战争的起因、目的和伊拉克人民的痛苦,一味展现美国大兵的崇高精神。

更糟糕的是,这部影片居然从头至尾都在暗示,在伊拉克战争中误杀平民是可以理解的。


影片中,几个美军拆弹士兵冒着生命危险拆除路边炸弹,他们面临种种危险,可为了不误伤平民,他们总是让自己和战友处于险地;而影片中出现的伊拉克人,他们拨打手机是在引爆炸弹,他们搬运石头是在布置炸弹,在住宅楼里观看美军拆弹的人可能是随时会引爆炸弹的恐怖分子,在远处的山羊群后趴着的则是反美武装的狙击手。一个名叫欧文的士兵,因没有对拨打手机的伊拉克人开枪导致自己的战友被炸死,结果出现心理问题,一直接受心理治疗,而后来他在战友的鼓励下,向看不太清楚的目标开枪,结果打死了反美武装的狙击手;一个美军随军医生友善礼貌地与伊拉克人交谈,结果却被这些伊拉克人留下的炸弹炸死。在整部电影中,美军虽然没有误杀一名伊拉克平民,可这些情节无不在暗示,不能对伊拉克人太好,当遇到危险时,要果断开枪。

我不敢断言《拆弹部队》的导演和编剧就是要传达“在战场上只能果断开枪”的信息,但这部电影却给我造成了这种印象,和我有同样感受的不只一人两人,如果这是导演和编剧的初衷之一,那么这部影片就不是在宣扬人性,而是在展现冷血了,因为看过电影的人会有一种美军误杀平民是可以理解的感觉。

伊拉克战争至今,已经造成十几万无辜平民死亡,在费卢杰,因美军使用白磷弹和贫铀弹,新生儿的畸形率近10%,可在《拆弹部队》中,平民都是被武装分子杀害的,伊拉克儿童则和美国大兵一起踢足球,这种片面的叙述,使人不能不怀疑这部影片是在为美国政府开脱战争责任。

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近6000名会员投票选择了《拆弹部队》,说明了它在艺术上是一部非常高水准的电影,这也是美国通过好莱坞进行的一次宣传,一次美化伊拉克战争的尝试。可是,《拆弹部队》所表达的思想,在世界其它地方很难得到观众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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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上,重庆的人大代表黑新雯表示,现在离婚手续太简单,导致离婚率居高不下。所以她建议修改《婚姻登记条例》,规定离婚时双方当事人要有所在单位或居委会或村委会出具的婚姻调解书,否则不能办离婚。(《重庆晚报》3月10日)

离婚又要“组织”上开证明了?!黑代表的这一言论,引发了网上的热议,这一议案背后的“权力逻辑”颇值得玩味。

黑代表称:去年在民政部门办理离婚的夫妻有171.3万对,比上年增长10.3%;离婚后,当事人最常见的表现是抑郁、焦虑、酗酒、失眠等,严重者甚至会出现精神疾患。有研究发现1969年美国加州新离婚法案(该法案简化了离婚手续)有助于减少女性自杀率——不幸家庭比离婚对人的伤害更大。所以离婚未必就不人道,不让离婚未必就人道:想离婚又离不了,或者夫妻俩已经决定离婚,却非得到单位打证明,让“组织”上把关,同样也会“抑郁、焦虑、酗酒、失眠”,甚至自杀,或者导致一方直接杀掉配偶。

黑代表的第二个理由是:外国离婚手续也挺复杂。德国的离婚,男方要分一半收入给女方;在美国,最简单的离婚过程也需要6个月。其实,黑代表大概不知道,中国的婚姻法也规定夫妻共有财产原则上是要对半分的,这丝毫没有阻碍中国的离婚率上升,相关数据黑代表已经列出来了;美国很多州的确规定夫妻离婚前必须“分居”一段时间,但中国人现在连婚房都买不起,哪里还有分居房?

这些都不是本质的区别,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哪国离婚,都没有说有“组织把关”这个程序,因为它违背婚姻自由的原则,而黑代表的建议正是让公权力再一次介入公民个人的婚姻行为,一如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如果黑代表的建议能落实,那这无疑是私生活领域中的“国进民退”。

所谓“婚姻自由”就是当事人对自己的婚姻关系的意思自治,任何第三方,特别是跟当事人没有任何亲情关系的工作单位、居委会、村委会,没有干涉当事人婚姻的自由。让“组织”调解成为离婚的前置程序,虽然初衷可能是好的,却透着“致命的自负”。九年前修订《婚姻法》的宗旨就是恢复“婚姻自由”本意,排除国家权力、单位等对当事人婚姻自由的不合理干涉,比如取消结婚登记时由工作单位开具证明书,简化离婚手续。这是权利的进步。

但有意思的是,随着近两年经济领域的“国进民退论”甚嚣尘上,对于个人生活领域,公权力也是跃跃欲试。随着改革的二次起航,以国家权力为纽带的二次分配公平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底层公众还没有开始分享改革的福利蛋糕,计划经济时代的“权力思维”、家长意识却隐隐有了回潮,私生活领域绝不应该“国进民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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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冲动离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3月9日,全国人大代表、西南计算机有限责任公司经济运行部副部长黑新雯表示,现在离婚手续太简单,是离婚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她建议修改《婚姻登记条例》,规定离婚时增加双方当事人所在单位或居委会或村委会出具的婚姻调解书。(3月10日《重庆晚报》)

“宁毁十座庙,不拆一家亲”。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和社会舆论都是息事宁人,劝和不劝散,成人之美,不主张拆散家庭。在世俗的眼光里,结婚是好事,离婚不光彩。不少像黑新雯代表这样的热心人都担心离婚手续太简单,让年轻人拿婚姻当儿戏,冲动离婚,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但是,我并不认同黑新雯代表的观点。我们应该看到,不管是结婚还是离婚,只要出于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都是公民的合法权利。在办理离婚登记时,工作人员提醒男女双方保持冷静心态,深思熟虑,那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但是人大代表不必要求婚姻登记中心担任道德判官,在履行公共服务时厚此薄彼,强制要求离婚双方出具婚姻调解书。《婚姻登记条例》取消强制婚检,简化登记手续,目的就是为了倡导婚姻自由。同样,简化离婚手续,也具有尊重公民婚姻自由的进步意义。人大代表建议增加离婚的难度,不是有悖当事人的婚姻自主权利吗?

事实上,除了少数头脑发热,离婚又后悔的离婚者以外,对多数离婚者而言,离婚不仅不是破坏家庭的坏事,而且是一种解脱与新的开始。离开一个不爱自己或自己不爱的人,去追求自己所爱的和爱自己的人,寻找一双合脚的鞋子,这本身就是一种幸福,更是一种人性解放。平时大家工作都比较忙,当事双方一道办理离婚手续,好聚好散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而且,结婚、离婚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也是一种隐私权利,不需要他人偷窥。出于面子观念与自我保护的需要,不少离婚当事人根本不希望把离婚的事情告诉单位、居委会、村委会,更不愿意因此闹得满城风雨,让周围的同事、朋友,街坊、邻居指指点点,干扰正常的生活状态。在我看来,人大代表建议增加离婚难度颇有点“第三者插足”的意味。婚姻登记中心为围城中的不幸者打开方便之门,不为难、不添乱,实际上是另一种“成人之美”与和谐稳定。黑新雯代表为何不能对围城中的不幸者网开一面,祝福他们离婚后去迎接新的人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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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不在限制或减少离婚率,而在要让离婚对当事人及其家庭和社会的震荡都减少到最低。

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离婚手续太简单是导致离婚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因此建议修改《婚姻登记条例》,要求离婚时增加双方单位或村居委会出具的调解书。(3月10日《重庆晚报》)

这个建议涉及两个问题:第一,应该怎样看待离婚和离婚率?第二,目前中国离婚程序的弊端和改革方向应该是什么?

这位代表的论据中存在两个常见的误区,如婚姻家庭研究专家徐安琪等早就指出过的:一是与长期宣传给人们造成的印象相反,中国的离婚率尽管在增长,但仍处于相当低的水平,中国的婚姻家庭仍是普遍稳定的;二是离婚程序繁简与否和离婚率没有必然的联系,离婚程序非常简便的日本,离婚率并不高,而离婚程序的复杂并没有影响美国离婚率居全世界第一。

降低离婚率的愿望,反映了维护婚姻家庭和谐稳定的传统思想。但是,从法治和权利的角度看,离婚是婚姻自由的一种,在感情破裂、一方犯下严重过错等情况下,离婚不但是一种应有的自主权,还可能是一种积极的、应受鼓励的选择。至于离婚后当事人及子女经受压力的现象,恐怕相当一部分并不是由离婚、而是人们对离婚和单亲家庭的偏见造成的,这恰恰提醒我们应避免将离婚简单负面化。

其实,关键不在限制或减少离婚率,而在要让离婚对当事人及其家庭和社会的震荡都减少到最低。这就需要尽量保证离婚公平,救济弱势和受害一方,减少离婚给她(他)们造成的影响。


《婚姻法》已经有了离婚过错赔偿、为家庭付出较多的一方多分财产、对生活困难者应予经济帮助等相关规定,但是,这些规定在司法实践中落实不够,应该引起重视。

至于不经过法院的协议离婚,由于民政部门只对离婚协议进行形式审查而不进行实质审查,对离婚协议是否有失公平、是否有损当事一方或子女的权益,没有必要的监督和纠正机制,因此看似温和的协议离婚,却可能埋藏着相当的风险。

但是,与这位人大代表观点不同的是,优化离婚程序的法宝并不是调解前置。她所谈的调解大致属于人民调解的范畴,这是受到大力肯定的“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但是,具公信力的调解需要以专业知识、专门技巧和正义之心为基础,实事求是地说,如今的单位和村居委会,有多少比例拥有可靠的调解能力?

相信这位人大代表的出发点是善良的,但是,撇开良好动机不论,苛刻一点评价的话,这一建议其实是莫名其妙的担忧,南辕北辙的解决方案。而且,其中还有一种限制公民自由、扩充权力的倾向,这就更有必要对它进行严格的挑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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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过够了苦日子,目前正在享受大国崛起的尊荣,大概愈加难以理解美国人了———他们过惯了好日子,如今生活在经济危机的阴影之下。更不能理解的是,我们讲的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否则可以生活得粗鄙—点。比如农民的“四分之—”选举权问题,因为条件不成熟,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直到今年的“两会”才宣告终结。与此同时,农民工的就地选举权问题,被理直气壮地宣告搁置,理由也是“条件尚不具备”。美国人反过来了,越是困难的时候越骄气,越是没有能力取得权势地位的人,自尊心越脆弱,非得全社会小心伺候不可。

在这种背景之下,今年的奥斯卡电影奖,像是—场甜点烤制大赛,—部比—部温馨和谐。歌颂真善美,鞭笞假丑恶,弘扬正气,关怀弱者,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这些好莱坞电影的—贯主题,今年更加夸张,简直让人腻味。在政府没有花钱培养“五毛党”,全靠民间和市场的力量,就搞出这么多“正面宣传”的作品出来,的确值得我们有关部门研究学习。

在中国热度难降的《阿凡达》就不用说了,除掉科幻和技术成分,詹姆斯·卡梅隆不过讲了—个古老的童话故事:王子公主—见钟情,共赴危难;好人诚实谦卑,坏人狡猾凶狠;经过—番恶斗,正义必将战胜邪恶。饱受暴力拆迁之苦的中国人,从中看到的是如何保卫家园,捍卫作为物权所有者的尊严。

这部史上成本最大、票房最高的豪华巨制,在奥斯卡小金人的角逐中,最终惜败于小成本、低票房的《拆弹部队》———此片沿袭的是好莱坞的传统战争主题:既歌颂英雄,又反对战争,认为战争让人丧失尊严,却又叫人欲罢不能。女导演凯瑟琳·毕格罗风格强悍而凌厉,最柔情的—段戏却是在同情敌方的人肉炸弹。毕格罗胜出的—个重要原因就是现实关照。去拍摄敏感题材,描绘伊拉克战争,本身就是关注美国人的尊严。


最佳女主角获得者桑德拉·布洛克,则名列2009年好莱坞十大卖座明星榜。她的获奖电影是《弱点》,是去年美国的票房冠军之—。黑人男孩迈克尔·奥赫无家可归,被好心的陶西太太收养。她不顾可能给家人带来的麻烦,顶住邻居的风言风语,给了奥赫—个温暖而富足的家。她还培养了奥赫的自信,发掘了他的潜能,使他成为—位橄榄球明星。

如果说《弱点》中的女主角有点“高大全”,更像是—部“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政府宣传片,那么《珍爱》则是—部更加真诚、更加深入地探讨底层人的幸福和尊严的问题片。克拉丽丝·珍爱·琼斯出生于纽约黑人区,又胖又丑,还有点笨,长期被父亲强奸,被母亲虐待,两次怀孕,第—次生下痴呆女儿,第二次大着肚子被学校退学。

这样“烂透了”的—家人,可以得到幸福和尊严吗?电影要回答的正是这样—个问题。学校辞退珍爱的同时,又为她找了—家免费的—对—选修学校。在那里她遇到了几个问题少女,还有—位热爱教书育人的老师布鲁·瑞恩。这位老师以专业的精神和极大的耐心去帮助这些学生,给她们爱与知识,并培养她们的独立人格。

从影片中可以看到美国人对待福利制度的矛盾心态。珍爱的母亲,—直躺在政府救济金上好逸恶劳,恶习丛生。然而,底层人不能被社会抛弃,这是—个共识,所以有免费的学校,有义务的社工,有政府的救济金。不仅如此,帮助者还必须小心地维护他们的尊严。比如母亲利用珍爱的痴呆患儿来骗取更多的救济金,上门家访的社工虽然有所怀疑,但也不敢多加盘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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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一则尚存疑问的八卦在各媒体上传播。消息的源头是《华商报》的报道。在这则标题为“电视圈高层陷献身门,女主播自曝曾被潜规则”的新闻里,我们可以听到一个其实似乎没有太多新意的故事:某位拥有招生权并掌握社会资源的成功中年,玩弄“潜规则”,与一位求学的女生发生关系,帮助其进入心仪的学校,随后,同一个校园里的两个人相忘于江湖。直到四年后女生毕业结婚,为找工作,又重新投入其怀抱,并成为该男子所在传媒集团的工作人员,踏上了传媒之路,最终成了某电视台女主播,故事的结局是两人交恶,女主播在博客中自曝了这段往事。

这则实际上源于网络的新闻,在进入平面媒体的“漂白”后又迅速回归网络,并且以更快的速度传播开来。究其原因,一方面自然是因为迎合了人性中探私的隐秘偏好,另一更为重要的方面在于,这实在是一个异常符合我们对自己生活理解的故事,何况,新闻标题上面的“电视”、“高层”、“主播”的字眼还在闪闪发光。所以,即使这则新闻中连一个能确实的人名都找不到,人们仍然并不怀疑这则新闻的真实。

在我看来,这可能也是不少传媒人的心理,因为生活中此类事情比比皆是,网络上爆出的此类新闻也一次次被证实。所以,即使一些基本的新闻要点尚未被核实,只要在语词中稍加点缀、修饰,就可以被刊登在具有“公信力”的媒体上面,被传播、被评论,让民众进一步印证自己的心理预期。

被怀疑是男主角的宋南男迅速做出回应,声称博客中的照片实际上是PS的产物,更指出了博客中诸多细节的可疑、谬误之处,指其“漏洞百出”。不过,即使当事人出来发言,实际上并没有能够阻止这条新闻的传播。


从我的角度,这次所谓献身门事件值得思考的地方在于,一旦当这条新闻被证明是假,媒体、民众会作何反应?其实,从华商报的新闻文字中我们已经看出态度:似是而非的语言意味着不会承担责任,也预示着未来的“沉默”。即使新闻被证明是假,只要保持沉默,等待大众的注意力转移,一切又都风平浪静,恍若隔世,仿佛从没有发生。

从这个角度再想下去,我们不难发现某种令人有些沮丧的现实,这个现实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寻找真相,实际上异常困难。这困难不仅仅在于那些被我们批评的,习惯屏蔽事实的某种权力,同时也在于我们寄予希望的传媒,甚至也在于我们自己。在于我们自己的惰性。仔细想想那些让我们义愤填膺的事件,邓玉娇、三枪、石首、下跪市长……有多少已经被我们遗忘?这些事件中,有多少是真相尚未获得,正义尚未来临之际,媒体与大众的注意力就已经远去?更为糟糕的是,这种“惰性”已经洞悉,危机公关遍地开花,时间成了对付网民与传媒最好的武器,在沉默中,一切仿佛都可以烟消云散,可以确认的只剩下在缺失真相与正义中不断沦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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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6项大奖最终被《拆弹部队》收入囊中,凯瑟琳毕格罗一举成为奥斯卡历史上首获最佳导演的女性,其意义非同凡响;但更具意义的是,击败前夫詹姆斯卡梅隆的“史诗”巨片《阿凡达》恰恰是奥斯卡勇气非凡的一次“人性回归”,说明优秀电影绝不仅仅只需要视觉奇观。

长达130分钟的《拆弹部队》扣人心弦。三个拆弹士兵——詹姆斯、汤伯恩和欧文的伊拉克经历,反映了驻伊拉克维和部队(美军)的真实现状,他们一次次完成赌命式的拆弹任务,又一次次重返危险的现场。大量移动镜头和仿纪实拍摄手法具有强劲的视觉冲击力,几个拆弹段落像昂壮的鼓点密集敲打着观众的心扉,一个伊拉克少年是否被用作人体炸弹的小故事将全片推向高潮。在令人窒息的战争环境中,士兵的命运往往无法捉摸,难以预料,每天扑面而来的死亡气息编织出一张人性的巨网——对每一个凡夫俗子而言,选择或者被选择的压力无处不在。

对主角詹姆斯的细致描绘则将全片带向更深邃的主题——偏偏有士兵对战争上瘾,可以为了拆弹不惜抛弃妻子重返战场,片头字幕“战争即毒品”在詹姆斯这样的美国大兵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更令人深思的是,詹姆斯个人英雄主义的源头何尝不是源于美国单边主义的“战争瘾”?

反思战争一直是好莱坞的看家本领之一,包括电影《现代启示录》《野战排》《拯救大兵瑞恩》等等。《拆弹部队》演绎时间距离如此之近且饱受争议的伊拉克战争,凯瑟琳毕格罗显示出非凡的勇气。《拆弹部队》最终完胜“卡梅隆大帝”,恰恰说明,优秀电影不仅仅需要《阿凡达》这样的视觉奇迹。从这一点上说,82岁“高龄”的奥斯卡像凯瑟琳一样勇气可嘉,继续秉承了电影仍然关乎人性、人心的优良传统,它对《拆弹部队》的褒奖也足以让那些坚持自我而并不唯“技术”马首是瞻的电影人长舒了一口气。

《拆弹部队》也足以启示中国电影:我们从不缺少战争片,但更需要通过战争透视人性的佳作;当《阿凡达》的技术浪潮呼啸而来,不愿跟风盲动的电影人又有多少呢?《拆弹部队》的成功再次提醒我们,电影不仅仅需要娱乐和搞笑,更需要深思和坚守。


成都商报:驻伊美军拆弹部队曝真实生活

电影太夸张 现实更残酷

在夜晚独自追捕炸弹制造者,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闲逛巴格达,电影中的这些情节在战争地区都是不可能发生的

但有一件事电影与现实相符:每当任务完成时,拆弹专家们就会极度兴奋,正如电影里所说的肾上腺素快速分泌

电影《拆弹部队》刚刚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横扫6项大奖,这使得美军拆弹专家的工作和生活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对于电影的走红,那些现实中的驻伊美军拆弹专家们却说,在伊拉克,他们的真实生活和电影完全是两码事。

批判

男主角太像扛枪的牛仔

以2004年伊拉克战争为背景的《拆弹部队》讲述了美国拆弹部队精英的传奇故事。剧本情节来自于编剧马尔鲍尔的经历,他曾作为一名战地记者被派到伊拉克战区。

电影主人公威詹姆斯上士是一名出色但是意气用事的拆弹专家。对于这一角色,驻伊美军官兵称,詹姆斯的性格与真正的拆弹专家相去甚远。“詹姆斯太像扛着枪的牛仔,这不是我们要找的人。”美军驻伊拉克东部省份的队长飞利浦说说,“电影里面的拆弹专家的性格并不合适这一行业。这样自大的人会使整个部队陷入危机。”


谨慎

不能将炸弹碎片带回家

许多拆弹技术人员批判这部电影过于运用想像力。比如在漆黑的夜晚独自追捕炸弹制造者,比如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骑着美军的脚踏车闲逛巴格达,这些在战争地区都是不可能发生的。现实,往往比电影还残酷。如今,虽然距离电影中故事发生的时间已过去了6年,隐藏在底下的武器和炸弹依然是伊拉克人生命的头号威胁。

在电影中,主人公詹姆斯把炸弹碎片藏在床下。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将会被控告藏匿证据。真正的拆弹专家是不能将战利品当作纪念物带回家的。

但拆弹专家们小心翼翼地保存着炸弹碎片,以便通过炸弹的构造辨别出炸弹制造者的身份。飞利浦说:“每一个炸弹制造者都有自己的一套风格。他们有的一直会在炸弹上署名,有的一直是使用某一种电池。”

感叹

任务完成时极度兴奋

不过,他们的工作性质正在发生改变。由于驻伊美军将于9月前撤离伊拉克,拆弹专家们正忙着向伊拉克人民传授拆弹知识,后者将承接这项高危工作。

“其实,我们还不是好老师或好顾问。”24岁的参谋军士安德鲁克鲁格说,“只有在你亲身操作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到底该如何处理某些细节问题。”

但有一件事电影与现实相符。拆弹专家说,每当任务完成,他们就会极度兴奋,正如电影里所说的肾上腺素快速分泌。不过,随着伊拉克安全级别的提高,拆弹专家们的任务也越来越少。(杨筱亦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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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奇怪了,奥斯卡颁奖当夜,我还没看《拆弹部队》,只是凭借着直觉,预感到卡梅隆同志会在拿奖这个事上败北,到了现场,这个预感就更明确无误了,最近一直在看研究微表情的传奇美剧《别对我撒谎》,学了两招,卡梅隆和凯瑟琳在颁奖晚会上的微表情告诉我,前者是去参加美国春晚茶话会的,散淡、强颜作欢又无奈,知道自己挣了钱,不好意思再争取什么组织上给的荣誉了。后者是去领奥斯卡反战及妇女代表之荣耀的,表情充满了正面的张力,看着就很有戏,比带着《无耻混蛋》去春晚凑热闹的昆汀同志还有戏。

次日赶早,开始看《拆弹部队》,看了6分钟,郁闷的开场戏,知道他们在拆弹,需要围观群众有耐心,也就忍了,再坚持10分钟,还是在拆弹,还是需要围观群众有格外的耐心,于是一边继续忍,一边Google点本片花絮,给自己加油打气:准纪录片风格,真实场景再现,1:100的片比,比胶片杀手《现代启示录》还高,女导演凯瑟琳一向关注战争题材,这种精神值得表扬。

为此,又友情、顾全大局地忍了10分钟,尿都憋出来了。

总之,本人为了本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奉献了我人生中宝贵的30分钟。

再次日,忍不住在微博上“围脖”了我的真实感受,居然被一半儿人打压,大意是我的觉悟不够高啊,纪录片风格最牛B啊,就是比商业片的《阿凡达》强啊,没看完就没有发言权啊,要忍到底才算数啊。当然啦,还有同志非常真诚地请教我美国人民对该片的看法,我都懒得回答,好像美国人民没有出鉴定报告,我们这些局外人,非电影轴心国的观众,就不好意思下结论似的。

什么东西哟。

说说常识先吧,一个电影好不好,开场戏不重要吗?无数闷片就是这么给自己找口实的,我还真不信这个邪呢。写作课上,老师第一节课就说:一本书的第一句话第一页最重要,读者读不下去,就是作家失职。以此类推,一个电影的开场戏最要紧,导致观众感到郁闷,并无故睡着或离席,就是导演的失职。


至于美国人民的意见,哪个电影的观众意见,不是以买电影票来“投票”呢?反战主题再要紧,再迫在眉睫,也需要去想一想,没有吸引人的艺术形态,都是白搭。《拆弹部队》在获得奥斯卡最佳的同时,也获得了其他荣誉,比如最闷的奥斯卡最佳,以及票房最低的奥斯卡最佳。唉唉,奇了怪了,《皇帝的新装》难道不是一个古老的童话吗?皇帝没有穿衣服难道不是一个古老的常识吗?居然有同志看了觉得闷,还不敢说,觉得这样会引起众怒,对一部电影都不敢说真话才叫可怕,这跟胡玫导演说的:不看孔子就是不爱国,有何区别哉?这会不会让奥斯卡这面电影的旗帜,成为睁眼瞎的代名词呢?我实在有些担心。

然后,有人很替评奖委员会着想地说:“这是一个奥斯卡的小年。”啧啧,一个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高电影票房纪录的年份,居然会是人类历史上的电影小年?作为无与伦比地成功商业片的《阿凡达》,活该就是技术小奖的当然得主?卡梅隆同志这个大大的天才导演,倾五年之心力和智慧,就得为前妻,哦不,妇女,让座?

要是两前公婆之高下,在感情上有纠葛,实在不好论断,给袖手旁观、乐呵呵的昆汀同志也好啊,《无耻混蛋》多逗啊。

如果说政治正确,《拆弹部队》约等于是个日本有良心的导演,在1950年拍一个他们在南京如何善后的片子,肯定是反战的,肯定是人性得不得了的。但南京人民的形象,肯定与《拆弹部队》中的市民无异。你敢说那个在美国大兵枪口前,先被灭了两个后轮胎,而后被迫倒车的平民出租司机,不是异人吗?美军题材在政治正确上的催眠能力一向是很强的,不单是他们的制服帅、装备优吧,还有镜头前他们那种正气凛然的气质,巴格达的平民百姓,家徒四壁、无辜等死、扒阳台上偷偷看这些老外大兵,气质当然不会凛然到哪里去,谁说纪录片风格就绝对写实,绝对没有倾向?错了,镜头正面地搁在谁跟前,谁就是主角、谁就是正确的,远处影影绰绰、小碎步跑动着的,都是次要的,被忽略、被遮蔽的。

说到这里,肯定会有人跑上来给我一堆乱棍,我早准备好了挨棍子,同时间战战兢兢,斗胆提出一小点建议:在奥斯卡的主奖台隔壁,是不是应该开设一个最佳外语爱美奖啊?

(作者系旅美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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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曲终人散,事前大热的《阿凡达》意外败下阵来。其竞争对手《拆弹部队》共拿下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在内的六项大奖,凯瑟琳·毕格罗也由此成为奥斯卡史上首位最佳女导演,而《阿凡达》只收获了三个可怜的技术奖项。

按照某专业人士的意见,奥斯卡颁奖礼相当于春晚而已。美国人看不看中国春晚咱不知道,按理说奥斯卡颁奖没咱什么事儿。可是媒体偏偏跟咱过不去,这几天看报纸我气得不行:好歹今年三八是全世界劳动妇女百年一遇的纪念日,82年历史的奥斯卡也就出了这么一位女性最佳导演,可报纸上大小标题一口一个阿凡达导演“前妻”,人家好好一职业女性,一下子“矮化”成了“人妻”。性别平等之路何其任重道远啊。

可也有人高瞻远瞩,不像咱这么没有大局观。两会上有全国政协委员说了,一部《阿凡达》迄今全球净赚19亿美元,相当于129.58亿元人民币。过去一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153元人民币,《阿凡达》净收益约相当于251万中国农民2009年纯收入总和。这一堆数字告诉我们,加强文化产业建设迫在眉睫。意思是,中国要有自己的阿凡达。

问题是,神州热土上,阿凡达不说遍地都是,起码屡见不鲜。据报载,北京、广东、海南各处都有遭遇强拆的居民打出“我们就是阿凡达”的壮烈标语不说,有的还上演了活人3D版阿凡达。甚至于在香港,受高铁拆迁影响的菜园村居民包场看3D版,据说很多阿伯师奶看得老泪纵横。鉴于《阿凡达》在官方民间各个层面的影响力,输给《拆弹部队》,按照咱们中国人的理解,怎么也说不过去。

可是老美不这么看。《阿凡达》给电影工业带来的全新挑战,不仅事关未来电影发展路向,更事关许多好莱坞员工的饭碗。试想一下,啥都电脑化了,明星们今后把脸扫进电脑里回家睡觉得了,还要你演员这一行干吗。在马克思那里,这就叫“异化”。所以,投票的时候,好莱坞理所当然要“联合起来”斗争一下,将“异化”恶魔扼杀于摇篮中。《拆弹部队》则不同,属于反映伊战题材,政治正确,符合好莱坞自由左派的反战价值观,今次胜出,也不是没有道理。

在评价好莱坞、奥斯卡这件事上,国人硬要按自己的意思来。于是,我们要有自己的阿凡达,我们要有自己的奥斯卡,此类声音不绝于耳。我倒不这么看。美国有奥斯卡,咱们也有春晚啊;美国有拆弹部队,咱们也有拆迁大队啊。这么一比,世界上不见得谁怕谁。问题在于,人家的拆弹部队能上奥斯卡,还拿头名;咱们的拆迁大队哪儿都上,就是不上春晚,这就是差距。有网民把人家《拆弹部队》电影海报划拉了几下,变成“拆迁部队”,还似模似样,画上盗版封套上常见、由橄榄枝镶嵌的获奖标记。现阶段,也只能如此望梅解渴了吧。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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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届奥斯卡金像奖结果几乎没有什么令人跌破眼镜之处:低资金投入的《拆弹部队》席卷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六项大奖,而创出票房纪录的《阿凡达》则只获得3个技术奖项。

许多评论者感慨,虽然评委有5000人之多,但奥斯卡就是敢不媚商业的俗,《金色池塘》、《安妮霍尔》、《莎翁情史》等低资金投入、低票房回收的影片屡屡脱颖而出,此次的《拆弹部队》大获全胜,不过在这个传统上又添注了重重一笔而已。

也有人质疑,不媚商业的俗本身,是否也是一种媚俗?众所周知,波士顿影评人协会奖这个更小众的专业奖项,长期以来一直扮演着奥斯卡试金石的角色,此次“试金石”依然灵验无比,在波士顿创出5:0.5胜局的《拆弹部队》,又在好莱坞赢了个6:3,在许多人眼里,这是好莱坞在媚专业影评人的俗,是商业资本在附庸风雅;《拆弹部队》在许多人看来,是不折不扣的“主旋律影片”:国家概念、个人奋斗、“美国梦”,一样不少,这样的影片比起“外星拆迁题材”来,自然更“主流”,不少人因此认为,这是评委们在媚“美国梦”的俗。

这些说法当然不无道理,但都忽视了一个其实本不应被忽视的现象。

在世界各大主流电影奖项中,绝少以票房定输赢、以商业价值分高下的,威尼斯如此,戛纳、柏林、东京……莫不如此,美国大大小小的电影节也几乎都如此,尽管不同电影节取向各异,但都是以各自价值取向来判断一部影片的成败利钝的,越贴合的影片就越容易大获全胜。相对而言,奥斯卡金像奖不论在美国国内,或是国际,都已经是最商业化的专业奖项了。

好莱坞的先天主场优势,多达5000以上的评委阵容,这些都使得奥斯卡奖的商业色彩更浓,受票房影响更大,因此才会有《泰坦尼克》和《卧虎藏龙》这类影片的成功。但在更多时候,评委们仍然会按照每个奖项的要求,“目无全牛”地去解析每一部候选影片。即以此次而论,更像“一个故事”的《拆弹部队》,显然更有资格获得最佳原创剧本大奖,而《阿凡达》所获得的3个奖项——摄影、视觉效果和艺术指导——也是实至名归:谁能否认,这部“十年磨一剑”的玄幻片,不是靠视觉、特技和摄影轰动全球、打动票房的?难道会有人说,《阿凡达》的长处不是这些,而是剧本、导演和主人公性格演绎?既然不是,那么这个俗媚的就算大体公道。


要说奥斯卡的媚俗,倒是真有个不成文的“俗”(或者干脆说“传统”):如果两部影片质量相当,则“便宜”的一部多半获胜:《安妮霍尔》赢了《星球大战》,《莎翁情史》赢了《拯救大兵雷恩》,《美丽心灵》赢了《指环王》,此次的结果,不过是没有打破这个惯例而已。

在奥斯卡历史上的确有过商业片大获全胜的记录,如《泰坦尼克号》,但这样的胜利反倒会堵塞此后几届类似影片的“生路”,《珍珠港》的惨败就是明显的例子。和《珍珠港》相比,《阿凡达》获得了理应获得的各项奖励,也即获得了评委对其在视觉效果上突破性尝试的肯定,从这点上看,“媚俗”有媚俗的道理。

一位法国影评者曾经说,戛纳影展之所以经常置票房于不顾,是因为商业片的商业价值,已经通过票房纪录和商业回报,给予了应有的高度评价,它们“已经获得了市场的奖项”,因此“非市场的奖项”理应更多留给冷门电影。与之相比,奥斯卡并不是个纯专家的奖项,而是更多地去把握一种市场与艺术的平衡,或许,这才是真正的“媚俗”吧。

其实要说不公,比《阿凡达》不公的大有人在:被称为奥斯卡历史上“最伟大陪衬”的梅丽尔·斯特里普已经是第15次穿着礼服来到颁奖现场,也是第15次两手空空地充当盛装鼓掌者了,她的表演和付出,丝毫不比获奖者桑德拉·布洛克逊色;在《阿凡达》和《拆弹部队》两面夹攻、尤其是与前者题材大撞车的影响下,被公认是高质量影片的《第九区》颗粒无收,布洛姆坎普和彼得·杰克逊,岂不是更冤枉到家了?

“媚俗”未必是一种坏事,可以让人们更全面、客观地品评每一部影片——比如从本届奖项的分布,人们不是就能直观地看到,《阿凡达》和《拆弹部队》这对“冤家”,尺在哪里短,寸在哪里长么?

(作者系旅加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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